【科學網】經福謙院士的學年資料采集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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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洋 張東杰 湯淼
在院士學術成長資料采集工程中，最煩瑣、最困難的，或許莫過于院士學年時期的資料采集。因為老院士們多已年過八旬，他們的學年時代往往正是炮火紛飛的戰爭年代，社會大環境的動蕩令得歷史資料的留存相對較難。而少年時期的求學經歷，對于一個人學習習慣的養成、學術思想的形成產生較為深遠的影響，是必不可少的關鍵階段。經福謙院士學術成長資料采集小組花費了很多心思與時間，采集院士學年時代資料，并積累了一些經驗心得，與各位“采迷”分享。
經福謙院士求學經歷異常坎坷。小學三年級時，抗日戰爭爆發，他在逃難中仍堅持上學，幾度輟學、失學、復學，輾轉于四所小學、四所初中、三所高中、三所大學方才完成學業。這些七八十年前的學校，歷經硝煙戰火、歲月變遷，是否仍存在尚不確定，更何況要采集學校信息和當年一個學生的成長歷程！而且經先生已經辭世，其子女、同事、學生對其學年時期幾乎一無所知。思之甚覺艱難。
然“智勇雙全”的采集小組成員們誓要迎難而上。小組成員們首先將希望寄托于經先生的家人身上。先想方設法采訪了經先生唯一的妹妹經貞謙，遺憾的是八十余歲高齡的經阿姨對多年前的事情已然記憶不清，而且她與經先生共同學習的經歷極少，提供不出有價值的線索。
此路不通，那就另辟道路。針對學校情況搜集和尋訪知情人這兩方面，采集小組想方設法，采取了多種措施。
首先，針對學校情況的采集，采集小組采取了五步走的方式。
步驟一：查人事檔案。檔案是較為真實全面的資料，其中不僅有經先生的履歷，還有他親筆寫的自傳。通過一頁頁仔細閱讀，我們標注出其中重要的信息，這些信息包含了他就讀的學校的名稱和時間。獲取這些信息后，進行細致的梳理，按小、初、高中階段繪制求學經歷一覽圖、家世背景一覽圖、關鍵同學一覽圖。對經先生早期經歷建立起初步框架后，進一步篩選出其中可能對經先生少年時期學習習慣養成具有較為重要作用的學校，重點進行采集。
步驟二：求助于網絡。根據經先生檔案所查到的學校名稱及就讀時間，先在網絡上進行搜索。有些學校雖經過多年的變遷并幾易其名，但現今仍有跡可循，就能夠在其校史介紹中查找到端倪。但有些學校根據名稱無法查到，初步估計可能已經毀于戰火或停辦，就輸入當時的校址，查找到現今在該校址處的學校，并進一步通過網絡查詢或電話咨詢現存學校與當年的學校之間的關系。
步驟三：故紙堆里淘金。充分利用孔夫子舊書網、淘寶網等網站，購買關于那些學校的舊書。有時尋遍網絡書店也不一定有所需要的資料，此時切不能輕易放棄，可以積極和店主進行溝通，委托他們代為尋找。店主們往往擁有更為強大的資源，可以找到更多的資料。通過這些途徑，我們找到了很多珍貴的歷史資料，例如對早在1949年就已停辦的江蘇學院，購買到了《江蘇學院校友通訊》《江蘇學院旅臺校友通訊特刊》《徐州文史資料》等，大大彌補了那段歷史的空白。
步驟四：檔案館里深挖細究。在檔案館里查找的對象，主要是學校歷史和社會背景兩個大方面，同時也是對其他途徑獲取資料的驗證。例如，為了查找經先生在個人履歷中所寫的“1939年在重慶臨江門小學學習”，在前期查詢無果的情況下，小組成員赴渝中區檔案館、重慶市檔案館，對民國時期的相關學校資料進行了細致的探查并獲得了相關線索。
為了掌握當時更確實的社會環境、學校環境相關資料，同時考慮到經先生出身于國民黨軍官家庭，檔案館里可能存有相關資料，采集小組赴國家第二歷史檔案館、江蘇省檔案館、南京檔案館等。經過抽絲剝繭般地仔細翻查，收集到了經福謙許多重要的檔案資料，包括民國時期戶籍卡、中學時期成績單、大學時期學籍資料等，收獲頗豐。這些檔案資料更具有權威性和可信度，可以幫助我們糾正前期資料中的謬誤，例如在檔案館里查找到的一份轉學證書則證實了經先生曾在“宗文中學”就讀，而不是根據前期資料和訪談中所知悉的“崇文中學”。
步驟五：赴學校實地采集。根據上述方法，掌握了較為充分信息的基礎上，需制定到學校進行實地采集的計劃。計劃中必須明確：出行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對應于院士哪一段學年時期，當時的時代背景是什么，重點期望獲取哪些方面的資料。根據這些，有的放矢進行實地采集。出行前應提前與學校檔案館或校史辦取得聯系并表明采集的目的，以獲取學校的大力支持。有了他們的提前安排與幫助，能夠提高資料查找的針對性，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之效。從學校的檔案中，可以獲得最直接，也是最真實的第一手資料，甚至可以直接獲得所需查找的院士的學籍資料等。
通過上述方法，能夠查到關于學校背景、學風、課程設置、學生情況等較為翔實的資料，但是這些資料往往缺乏具體反映當時學習生活情況的生動細節，因此，尋找知情人必不可少。
在茫茫人海中，尋找數十年前與經先生同期讀書的同學，真可謂大海撈針。采集小組亦是想盡了各種方法。
最可靠的途徑仍是從院士的人事檔案入手。在檔案中有一些學校證明材料，有相應時期同學的簽名；根據姓名，先到網絡上“撈針”，其中有些人物已經成為某些領域中的佼佼者，可以輕易查到其履歷，再與人事檔案中所提供的信息（如姓名、學校、就讀時間等）進行對照，如均符合，便可確認該人為院士的同學；接下來，便可根據網絡上提供的該人現今工作單位，查詢到他的聯系方式。
另一途徑則是查閱所購買的學校校史資料，有些校史內附有校友錄，包含了當時學生的就讀時間、系別、姓名、現工作單位等非常有價值的信息。根據經先生的就讀情況，可對應查找其同學的信息。獲得這些資料之后，也可通過網絡查詢、電話咨詢等方式獲得該人的聯系方式。
最直接的辦法當然是赴學校，請他們提供知情人線索。例如，在采集經先生在江蘇學院就讀的信息時，該學校已于1949年停辦，采集小組找到了在徐州江蘇學院的原址上建立起來的徐州三中，向校辦負責人表明了需求后，校方提供了一條線索，有一位90余歲高齡的離休干部李老先生曾經在江蘇學院上學。在采訪李老先生的過程中發現他竟然是經先生的同班同學，獲得了很多他們當時學習生活的口述資料，同時還得到了李老先生珍藏的《江蘇學院校史》及學校提供的臺灣版的《江蘇學院四十年》，非常具有采集價值。
同時，“知情人”的范圍不應僅僅局限于院士的同班同學，可以延展到在同一學校同期或近期上學的人員，他們可以提供學校教學的風格、老師特點等資料。例如在南京大學采集時，獲得了《南大物理系百年》文檔，對南大物理系的發展及時代背景、教育特點等有所了解后，又進一步聯系該文檔的作者，并通過他的推薦采訪了比經先生早一屆、畢業于南大物理系的翟老先生，獲得了很多珍貴而鮮活的歷史資料。
在采集過程中，小組成員們北上南下，奔波數千公里，赴十余省市深入挖掘。回首望去，在這一過程中，小組成員們“不拋棄每一條線索，不放棄每一次可能”的精神自始至終貫穿在采集過程中——哪怕一絲微小的線索，也要抽絲剝繭找出背后的故事；只要有一點可能性，就要窮追猛打、鍥而不舍。唯有此，方能挖掘歷史真相，還原院士生平；唯有此，方能在百折千回中領略史實的魅力，汲取精神之養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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