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學報】“我只是螢火之光 不可與皓月爭輝”憶采訪于敏院士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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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和女兒與于敏院士（中）合影。 馬曉嵐供圖
■馬曉嵐
1999年9月18日，在人民大會堂，筆者作為中國科學院的工作人員，參加了國家領導人授予23位科學家“‘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的表彰大會，有幸聆聽了于敏作為表彰代表的發言，也聽到多位功勛獎章獲得者對他的高度評價。
1月16日，于敏去世的噩耗傳來。近20年間，23位功勛獎章獲得者中有20位離開了我們，這是國家乃至中國科技界的巨大損失。“元勛”離開了我們，但他們對中國科學事業的貢獻，我們不會忘記，他們的科學精神會一直傳承下去。
奠定基礎
氫彈的“首功”于敏當之無愧。1999年春，筆者采訪兩院院士朱光亞時，他說：“在突破氫彈技術難關的過程中，于敏發揮了關鍵作用。”
“于敏是國際上一流的核物理學家。于敏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他沒有老師，他的工作是開創性的。”筆者專訪中科院院士彭桓武時，他這樣評價道。
于敏結婚前，曾與中科院院士何祚庥住過同一宿舍。何祚庥說：“于敏的工作奠定了氫彈理論的一切基礎，包括后來核武器小型化的發展，都建立在于敏的理論基礎研究上。”
“專家一號”
很多“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都有過出國留學或進修的經歷，但于敏卻是不折不扣的“國產土專家”。
于敏曾對筆者說：“我們家是一個普通職員家庭，并不富裕，我只有勤奮努力。”
1945年于敏高中畢業后，考取北京大學工學院電機系。他性格內向，喜歡沉思，于是就轉入了理學院物理系。其間，于敏一直是“學霸”。
1949年，于敏以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績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第一批大學畢業生，并考取了張宗燧的研究生。1951年研究生畢業后，于敏深受核物理學家彭桓武和錢三強的器重，被調入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從事原子核理論研究。
1955年，以朝永振一郎（后因量子力學研究獲諾貝爾物理學獎）為團長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場論方面的代表團訪華，對于敏的才華和研究成果大為驚嘆。回日本后發表文章，稱于敏為中國的“國產土專家一號”。
1962年，在原子核理論中創立了集體運動模型的丹麥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A·玻爾訪問北京，于敏擔任翻譯，兩人探討過學術問題。玻爾稱于敏是“一個出類拔萃的人”，并邀請他去哥本哈根，但被于敏婉言謝絕了。由于歷史的原因，于敏不曾踏出國門一步，對此他有些許遺憾。
精神動力
“1961年1月12日，我被錢三強叫去。他告訴我，經組織研究決定，讓我作為副組長領導‘輕核理論組’，參加氫彈理論的預先研究工作。”于敏當時對筆者介紹說，“這個決定對我來說，責任重大，世事難料，如履薄冰。在我的青少年時代，國家曾被列強欺負，因此，承擔責任是我的民族情懷，也是我工作的精神動力。”
自此，于敏團隊開始了28年隱姓埋名的研究工作。
1965年9月底，于敏率領團隊趕在國慶節前夕奔赴上海華東計算技術研究所，他說：“那時，我們的計算條件困難，只得去上海。”
于敏等人利用該所假期空出的J501計算機（運算速度為每秒5萬次，當時國內最快）完成了加強型原子彈的優化設計。經過數百天廢寢忘食的奮戰，終于形成了一套從氫彈初級到能量傳輸到氫彈次級的從原理到構形基本完整的氫彈理論方案。當時說到這里，于敏凝重的表情露出了興奮的微笑，他說：“我第一時間向鄧稼先先生匯報了結果。鄧稼先第二天即飛到上海，自己出錢請大家吃了一頓美味的螃蟹，這在當時是相當不容易的。”
1966年12月28日，氫彈原理試驗取得圓滿成功，并經過核試驗的檢驗。1967年6月17日，又成功進行了全威力氫彈的空投爆炸試驗。這次的蘑菇云更大，仿佛一顆人造“大太陽”，爆炸點以北250公里處仍能看到，煙云升離地面10公里。從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到第一顆氫彈試驗成功，中國的速度為世界之最。
丹心汗青
從1961年到1988年，于敏的名字一直是保密的。其間，夫人孫玉芹甚至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工作，直到1988年他的名字解禁后才恍然大悟。
1998年伊始，筆者從電視臺調到中國科學報社，開始策劃和拍攝31集《共和國科學檔案》電視紀錄片，在該片中，筆者第一次采訪于敏。
2000年冬季的一個周末，筆者因再次拍攝百集紀錄片《中國院士》來到于敏家。這位智商、情商都很高的科學家，有著驚人的記憶力。他的藝術與文學修養也很高，喜歡中國歷史、古典文學和京劇。
“年輕時讀的文學類的書比較多，尤其喜歡諸葛亮。藝術可以陶冶情操，使志存高遠。而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呀。”于敏說。在當天的采訪中，于敏對著電視鏡頭為我們背誦了《出師表》，還為我們演唱了一段京劇片段。
于敏家小客廳里放滿了書籍，中間墻上懸掛著諸葛亮《誡子書》中的一句“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這也是于敏的座右銘）
“不敢當，這是大家的功勞，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對大家給予他的榮譽和各種稱號，記得于敏曾謙虛地說，“我與諸葛亮相比差得很遠，我只是螢火之光，不可與皓月爭輝。同時我深感愧對家人。”
于敏與夫人感情很好，幾次采訪，他的夫人總是默默地在一旁為我們服務。筆者作為“核二代”受到于敏夫人特別的“優待”，在他們家，感覺像老朋友，甚至像家人一樣。有一次，趕上周末采訪，因為孩子一個人在家不方便，只好打電話請示于敏，是否可以換個時間？他很高興地說：“沒關系，正好我的孫子也在家，他們可以一起玩。”
于敏夫人屬于傳統的賢妻良母。于敏曾說：“以前我經常出差，夫人承擔家里太多的家務，把我們照顧得無微不至。后來，我和妻子在北京團圓后，一家3代5口人住兩居室。通常，我需要占用一間，工作時不準任何人入內，待家人休息時，就轉移到廚房工作。”
“由于工作原因，我不是個好父親。兒女小的時候總沒有時間陪，兒子那時很喜歡與我下棋，我就敷衍了事；我知道很多中國故事，他磨著我講，我也敷衍了事。現在，我有時間，就全心全意和孫子在一起，孫子招之即來，揮之即去。”記得說到這里，于敏露出了幸福的微笑。
于敏的兒子于辛曾對我說：“小時候，父親整天在房間里寫東西，很多人來找他，難得與父親交流。”因此，晚年時候，于敏盡量抽時間陪孫子以彌補對兒女的虧欠。陪孫子時，于敏會教他背誦古詩詞。他教孫子學會的第一首詩詞就是岳飛的《滿江紅·寫懷》：怒發沖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
距筆者最后一次采訪于敏已經過去十幾年了，他的音容笑貌常常讓我想起：為國鞠躬盡瘁，為人和藹可親。
先生之風，山高水長。民族脊梁，永世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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