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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敏

“等離子體動力學理論”講義。

于敏寫給堂弟于確的信。

于敏書桌上的臺歷。

北京應用物理與計算數學研究所供圖

2019年1月16日，“兩彈一星”元勛于敏先生逝世，至今已是5周年。

人們常說“睹物思人”，物往往是事件、情感、思想的承載。近期，“于敏采集”課題小組收集到一些關于于敏先生的“小物件”。在這些可觸摸到的物品里，那位被人們仰望的“鞠躬盡瘁”“高風亮節”“寧靜致遠”的先生，變得形象、具體、可感。

講義

3本50年前的手抄蠟刻版講義，發黃的紙張在歲月的風蝕中變得又薄又脆，讓人在翻頁時不由得小心翼翼。

物件的主人是83歲的北京九所（現北京應用物理與計算數學研究所）退休研究員賴東顯。他一邊輕撫講義，一邊說道：“這可是我的寶貝——當年老于給我們上課的講義，是‘純手工’制作的。”

賴東顯說的“老于”就是于敏。當年，在于敏所在單位北京九所，稱呼領導都不帶職務，而是以“老”字開頭，稱鄧稼先為“老鄧”、周光召為“老周”、黃祖洽為“老黃”。

3本講義，記錄著“激光慣性約束聚變”（以下簡稱ICF）項目創立的最初歷史，記錄著它的創立者于敏堅定而又略顯沉重的步伐。

ICF是世界性的科學研究課題，2021年美國宣布世界首次激光核聚變點火成功，這項成果入選當年年度四大科學突破。早在上世紀70年代初，于敏就提出了ICF的概念，他敏銳地意識到，ICF對我國而言，是至關重要的戰略性研究課題。

“在ICF項目創立過程中，老于既是司令員，又是參謀長。”于敏的同事、好友陳雅深這樣評價。1972年，于敏在北京九所著手開展ICF研究工作，當時卻沒有一支相關的科研人才隊伍。

“對我們九所人來說，雖然在原子彈、氫彈原理的突破中學了不少知識，但研究ICF所需的基礎課——等離子物理，我們大多數人沒有學過。”賴東顯說，“所以，老于就得從培養人才隊伍開始。”

培養人才的第一步，就是給大家上基礎課。

在氫彈原理攻關的主要場所——北京花園路3號院14號樓的一間辦公室里，30多名聽課者擠滿了屋子。屋里擺了兩塊黑板。于敏給大家上“等離子體動力學”課程，這是研究ICF最基礎的課。

“老于講課，沒有專門的講義本，通常是帶著幾張紙。他拿著一支粉筆，在黑板前邊講邊寫。”讓賴東顯印象深刻的是，再長的公式于敏都能一氣呵成寫下來，不需要看講義。那些公式很長，一個公式可以寫滿一塊黑板。公式也不僅僅是公式，于敏更強調的是公式后的物理圖像。

“課上得這么流暢，你可以想象，他背后花了多少時間和心血。”賴東顯說，“只要記錄下他的講課內容，就是很好的講義。”

聽過于敏課的人，通常會用“真享受”來形容聽課感受。于敏講課邏輯嚴密、條理清晰、一環扣一環，讓聽課者有“任督二脈”被打通的豁然通透感。

于敏在黑板前講課，年輕的同事在下面邊聽邊記。同事李澤清的筆記記得又快又好，每上完一次課，同事于仁負責拿李澤清的筆記進行蠟刻，油印好后發給大家。按照一周兩次課進行，大約半年后，大家上完了最經典的“等離子體動力學”。蠟刻的講義整整3本，每個人自己手工裝訂。賴東顯說，保留下來的這3本講義，猶如他的“傳家寶”。

1972年開啟的系統教學，整整持續了兩年半。至1974年下半年，于敏指導、教授了兩門基礎課，以及4門通往具體科研工作的引領課。

“上完這些課，我們就可以做研究了。”賴東顯自豪地說。

回憶起這段時光，91歲的陳雅深則用一種豪邁的語氣說：“這樣的人才培養是空前絕后的。老于以一己之力，在九所辦了一個大研究生班。你想想，培養一名研究生不就需要兩三年嗎？”

頓了頓，老人又想起了重要的事：“別忘了，老于當時是我們核武器研究的主要攻堅負責人，他有那么多重要的事要做，還能夠抽出這么多時間上課，真是難以想象！”

“臣鞠躬盡力，死而后已，死而后已……”在于敏晚年留下的影像中，他拄著拐杖，聲音蒼老得有些虛弱——為祖國核武器事業，他用盡了全身力氣。

對于熟悉他的同事來說，“鞠躬盡力”的每一個字背后，都有具體的畫面。除了原子彈研制外，在核武器事業發展的每一個階段，于敏都是組織者、領導者，而他又把自己當作最普通的科研工作者，始終和同事奮戰在第一線。

信

信是于敏寫給堂弟于確的。寫信的日期是1999年10月28日。一個多月前，1999年9月18日，國家隆重表彰為研制“兩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23位科技工作者。按姓氏筆畫，于敏排在首位，并作為代表發言。

氫彈研制的幕后英雄，在氫彈成功爆炸32年后，第一次出現在大眾視野中。對于敏的家人來說，這讓他們很驚訝——只知道他的工作有保密性質，卻不知道是與氫彈相關且是如此核心的工作。

獲表彰后，于敏老家天津蘆臺的堂弟于確給他寫來了祝賀信，并表示家鄉人都以他為榮。沒想到，回信中，堂哥于敏卻寫道：“我是其中一員，做了一定工作，是23位代表之一。至于第一個領獎，只是按姓氏筆畫為序，并無什么意義。”

這封信的主人于確已經不在了，我們無法了解背后更多的故事。但于敏當年的老同事、今年91歲的黃光安印證了這一說法。當時，他在電視上看到于敏獲表彰后，第一時間打電話祝賀，電話那頭的于敏卻平靜地回復說，我只是代表大家去領獎。

“老于就是這么謙虛的一個人啊！”黃光安感慨道。

在任何場合，于敏都強調自己只是“核武器事業中的代表”。曾經有記者稱他是“氫彈之父”，他斷然拒絕這樣的稱呼：“一個人的父親只有一個，‘氫彈之父’這樣特指的稱呼，不利于團結、不利于今后事業的發展……核武器是一個集科學、工程、技術于一體的大系統工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必須精誠團結、密切合作，才能取得成果。”

臺歷

在它的主人走后的5年時間里，屋內的一切陳設都沒有變。臥室兼具書房的功能，屋子一角擺放著一張書桌。桌上擺放著一本北京大學贈送的臺歷，并不起眼兒。臺歷上寫的字，卻分外醒目。這是10多年前的一本臺歷。臺歷翻頁在2012年8月，在8月8日這一格上，寫著“玉芹去世”。

玉芹，即孫玉芹，是于敏的妻子。臺歷上這簡單的4個字，采用不帶感情色彩的“記事體”，背后卻不知隱藏了多少悲傷。

于敏的妻子是猝然離去的。那日，于敏目送兒女們帶著他們的母親去醫院，再聽到消息時，妻子已經離去了。也許這一頁，對于敏來說，是無法翻過去的一頁。

“你們媽媽的一生，都是為了這個家。”在妻子去世后，于敏不時地跟孩子們嘟囔，也許更是自語。

母親離世后，兒子于辛幾次把擺放在外的母親相片，以及合影里有母親的相片都收起來。他不想讓父親睹物思人過于悲傷。但他發現，這些照片不知什么時候又回到了父親的抽屜里、床頭邊。閑暇之時，父親總在翻看。

“我不知道有多少個夜晚，父親是在思念母親中度過的。”于辛說，“如果說父親有什么后悔的事，那就是對我的母親，他覺得做得太少了。”

兒女們理解父親的心情。50多年來，母親一直默默站在父親身后。她替父親操持于家大家庭的生計。很長一段時間里，她每月定期從丈夫180元的工資中，拿出100元寄回老家。她包攬了小家中的所有事情。女兒于元說，小時候，她最不理解的是，為什么別人家換煤氣罐都是爸爸，“我們家都是我媽和我”。

孫玉芹一生都圍繞著家庭，起先是孩子們，等兒女們大一些時，又圍繞著丈夫。

于敏胃不好，每天中午，他都回單位附近的家里吃妻子做的那碗面。妻子總是掐著點，讓他一進門就可以吃上熱騰騰的面條。有時開會時間長，過了飯點，單位留有備餐，但于敏還是趕回家里吃飯。妻子這時會嗔怪道：“你在單位吃一口多好，胃本來就不好，這么餓了更不好。再說咱家里的飯哪兒有那么好吃呀！”　每每此時，于敏都會說：“哪里呀，我覺得還是吃你做的飯最舒服。”

因為要給丈夫備上可口的一日三餐，孫玉芹很少出門。印象最深的一次旅行是杭州之旅。年過六旬的于敏帶著妻子在杭州住了數日，這是難得的一次休閑之旅，孫玉芹對杭州的風光念念不忘。于敏看妻子喜歡，答應以后再去一次杭州。但后來，每想到自己出行會給當地帶來麻煩，便一拖再拖，終未成行。

“惟將終夜常開眼，報答平生未展眉。”在2014年的一次采訪中，向來內斂的于敏，在公開場合表達了對妻子的無限思念，　“我第一個虧欠的是我的愛人，她照顧了我55年，我覺得對不起她……經常睹物思情……”

臺歷一直放在桌上，在它的主人走后，兒女們依然按照之前的習慣放置，仿若他們的父親和母親都還在一樣。

物件不語，但在時光里泛著色澤，它們無聲敘說著于敏的大寫人生——“身為一葉無輕重，愿將一生獻宏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