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學報】陳仙輝院士：堅定的“毒舌”導師，卻愛給學生做紅燒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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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凝聚態物理學家，陳仙輝早已榮譽等身，但這次不一樣。
9月8日，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教授陳仙輝榮獲“全國模范教師”稱號。30多年來，無論科研攻關、工作任務多繁忙，他幾乎從未間斷過上講臺授課。他說：“我喜歡教學，喜歡與學生交流，這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尤其是看到學生的成長，心情更加愉悅了。”
他說：“教書育人是教師最核心的任務。以種種理由不教書的老師，不稱職。”
他說：“教基礎課的老師用大量PPT演示，不寫板書。我不贊同。”
他既是“毒舌”導師，會毫不客氣指出學生或年輕教授的問題，也會對學生噓寒問暖，甚至親自做紅燒肉給大家吃。
以下是《中國科學報》對陳仙輝的專訪。
陳仙輝院士。受訪者供圖
? ?教書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
《中國科學報》：獲得“全國模范教師”稱號，你的心情和感受如何？在諸多的獎項和榮譽中，“全國模范教師”榮譽在你心目中占據了什么位置？
陳仙輝：今年是我國第40個教師節。作為一名教師，能夠獲得“全國模范教師”稱號，我感到非常榮耀。這是對我30多年教學工作的肯定，同時也是一種鞭策。
此前我獲得的榮譽以科研成果為主，比如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馬蒂亞斯獎、未來科學大獎物質科學獎。而這次是我真正以教師的身份獲獎。
高校教師除了教書育人，還需要具備非常強的科研能力。這些年在科研上取得的一些成果，使我在教書過程中更得心應手，也把前沿知識融入課堂，因此學生對我教學的評價還不錯。我想這可能是這次我獲得稱號的一方面原因。
《中國科學報》：請分享多年來的教育心得，以及這些經驗是如何演化發展而來的？
陳仙輝：我覺得作為一名教師，首先是要熱愛這個職業，其次要知道自己作為教師的責任。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到2035年要建成教育強國、科技強國、人才強國。當今世界的競爭，背后一定是人才的競爭。作為高校教師，我們的責任重大，也很光榮。
我喜歡教學，喜歡與學生交流，這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尤其是看到學生的成長，心情更加愉悅。
有人會問我為何能堅持17年教一門課程（《熱力學與統計物理》），答案是溫故而知新。隨著自己科研閱歷的豐富和能力的提高，回頭再看以前課本的知識，總能從中體會到更多的東西，對某些概念和圖像總能有新的心得和領悟。這些體會和領悟反過來可以充實課堂教學，提升課堂教學水平。每次講完課，我自己都有很大收獲。這也是一個自我提高的過程。
《中國科學報》：你現在每周要上多少節課？分別是哪些課程？
陳仙輝：正常情況下，我每周上兩次課，一次課兩個學時。之前我主要教《熱力學與統計物理》《熱學》《超導物理》，現在主要是講《凝聚態物理前沿》課程。
以種種理由不教課的老師，不稱職
《中國科學報》：從1996年開始為本科生授課，你還記得當初登上講臺授課的場景嗎？
陳仙輝：1996年，我開始給本科生上《熱力學與統計物理》課程。上課前，我手寫了3本教案。上課時，我全部手寫板書，沒有用過一張PPT。我注意到現在教基礎課的老師用大量PPT演示，我不贊同。因為老師在寫板書時，一步一步推導，學生能有一個思考的過程，但PPT一下展示出一個公式或是一頁內容，學生幾乎沒有時間思考，更談不上提出問題。所以教學形式不能只注重提高效率，還應該多從學生角度考慮。
《中國科學報》：2014年，你開設了《凝聚態物理前沿》課程，這門課程當時沒有教材，那么你是如何授課的？
陳仙輝：上世紀80年代，有兩個偉大的發現，即量子霍爾效應和銅氧化物高溫超導體。這兩個發現引入了拓撲、強關聯的概念，極大地推動了凝聚態物理學的發展。這種情況下，學生依靠原先學的知識無法理解新的前沿內容。為此，在學校的安排下，我首開了這門課程，當時上課沒有教材。經過8年的教學，現在教材已基本成型。
課堂上，我盡可能多講解凝聚態物理前沿研究領域的知識，開闊學生們的視野。學生們也很喜歡這門課。
《中國科學報》：2015年，你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此后，你一直堅守在教學一線。有人說院士給本科生上課是“高射炮打蚊子——小題大做”，你怎么看待這個說法？
陳仙輝：第一，我并沒有把當選為院士作為一個“相變”；第二，我是一名教師，給本科生上課，這是我的職責。現在社會上有一種認知，認為院士給本科生上課很稀奇。在美國大學里，諾貝爾獎獲得者給學生上課都很常見。我認為，教師以種種理由不教課是不稱職的。一所高校之所以成為名校，是因為擁有豐富的人才資源，應該發揮這些資源的作用。
導師家的三次試講
《中國科學報》：1979年，你畢業于宜春師專（現在宜春學院），這個師范專業的經歷以及之后數年的中學教學生涯是否對你的教學思想和教育理念有影響？
陳仙輝：1982年我只有19歲，對教育思想、教育理念并沒有深刻的感受。當然，現在我回頭看當時4年的教學生涯，一個體會就是大學教育與中小學教育存在很大差別。
根據多年的從教經歷，我把學生學習能力分為4個階段。第一就是照葫蘆畫瓢，記住老師教的知識；第二是會舉一反三，老師講一點知識，學生可以聯想到這一類的內容；第三是觸類旁通；第四是融會貫通。只有達到觸類旁通和融會貫通，學生才可能真正地自主學習。
但現在中小學教育的評價標準“一刀切”。學生在學校里要當聽話的好孩子。比如，上課時，要把手放在背后，在這樣緊張的狀態下聽課，學習效果如何可想而知。對學生的評價標準也很簡單，只看分數。
中小學的學生長期接受這種同質化的教育，天賦和特長可能就會被壓制。比如，進我們實驗室的研究生均為985高校推免，但其中有相當一部分學生的思維已固化，很難改變，缺乏批判性思維。
《中國科學報》：走上科研之路后，對你教學和教育影響最大的經歷是什么，哪位前輩對你的教學和教育理念影響較大？
陳仙輝：1989年，我進入中國科大讀博士。從那時起，我與導師吳杭生院士結下緣分。
1992年，我博士畢業。吳老師問我：“畢業后有什么計劃？要不要留科大？”我當時也沒什么想法，我說“好”，就留在了科大。我們這批上世紀60年代初的人很幸福，現在進科大當教師多難啊。
1993年底我獲洪堡基金會資助，以洪堡學者身份赴德國交流學習，1995年底回到中國科大。回來后，吳老師告訴我“要上課”。事實上，在1992年留校后，吳老師就讓我聽了一年半他的課。
但當時，想教課并不容易。我記得非常清楚，吳老師腿腳有些不方便，他帶著我走上三樓教學秘書辦公室，希望我能講《熱力學與統計物理》課程。令我大吃一驚的是，教學秘書第一句話是“他能行嗎”。吳老師輕輕地說：“他應該行”。
正式上課前，吳老師把自己的教案給我作為參考，并讓我備好課后先試講給他聽。第一次講完后，吳老師提了很多意見，讓我回去琢磨后再重新講一遍。同樣的內容我向吳老師完完整整講了兩遍，他覺得基本沒有問題。這之后，吳老師仍是不放心，他繼續隨機抽查一章內容，讓我當場講一堂課。從內容邏輯、板書寫字到語言表達，吳老師都認真考察了一番。第三次講完后，吳老師沒吭聲，我知道自己大概是可以了。
當我真正開始為學生上課時，吳老師還安排了他的研究生到課堂旁聽了很長一段時間，收集學生們對我課堂教學的評價。直到學生們反應很好后，吳老師才放心讓我上課。
吳老師對教學的認真、對年輕人的提攜，以及教學秘書對教學的責任感，都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現在，我的有些學生也成為了老師，我也要看他們的教案，聽他們的課。
? ?會繼續堅持“毒舌”風格
《中國科學報》：在學生圈子里，你的嚴格是出了名的。在我們之前的報道中，也談到了“毒舌”的評價，你如今是怎么看待“毒舌”這個標簽的？尤其是如今的年輕人，是否對嚴師出高徒有不一樣的理解和期待？
陳仙輝：我對學生確實非常嚴格，但僅限于工作和科研。比如，每周日下午要開組會，這是學生的Hard Time（艱難時刻）。每個學生匯報過去一周的工作進展。如果他們表達邏輯混亂，PPT上內容出現錯誤，我會立馬指出和批評。
在我看來，“毒舌”有兩層含義。如果只是惡語相加，對學生沒有任何啟迪，那是不對；如果學生的工作做得不好，老師直接指出，并且給出正確的建議，那么這個“毒舌”就要打雙引號，它顯示了老師的水平，也提高了學生的能力。
我與學生有個“約定”：學生在校期間對我有抱怨，我可以不在意。如果學生畢業三年后對我還有看法，那我就要認真反省自己了。幸運的是，至今所有的學生，包括畢業的40多位博士生、在讀的學生，沒有一個思想、精神或者學術出過問題。已畢業的學生對我的“毒舌”從未有過任何異議，反而經常感嘆走上工作崗位后，再也沒有這種“毒舌”的提醒了。
我認為批評實際上是一種指導。當然，批評不能帶有個人情緒，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批評只對事不對人。包括年輕教授做得不對，我也會指出和批評。我做得不對，大家也可以批評，在學術上我們都是平等的；第三點，就是對所有學生一視同仁。既不偏愛，也沒有成見。正是由于這些非常嚴格的規則，實驗室的學生們之間非常和諧。所以，“毒舌”我還是會繼續堅持下去。
《中國科學報》：你的育人觀是“在學習工作上嚴格要求，在生活中關懷備至”，可否分享在生活中關懷學生的一些故事和細節？
陳仙輝：我們讀書時，生活條件比較艱苦。但只要吳老師在家做了紅燒肉，燉了老母雞湯，他定會喊上我們，改善生活。后來有一次吳老師說：“紅燒肉你都吃了這么多，你還不會燒？”我說：“大概會燒。”于是，師母從買肉到出鍋，吳老師在旁全程“監制”，我全程在旁觀摩和學習。
后來，紅燒肉就成了我的招牌菜。我帶10個研究生的時候，他們常來我家吃飯。現在帶的學生人數多，加上我本身比較忙，所以一般畢業前才會喊他們來家里，我做飯給他們吃。我做飯水平在圈內還是挺有名的。我常常調侃：我是做物理材料的，做材料的人不會做菜，材料能做好嗎？
? ?計劃在70歲退休前，開設一門材料物理課程
《中國科學報》：你是如何處理科研與教學之間的關系的？
陳仙輝：現在有些年輕教師總認為教學與科研是對立的。我不這么認為。大學教師最核心的任務是教書育人。但要做一名合格的、優秀的大學教師，還要具備非常強的科研能力。
我很難想象，一位科研能力不強的老師能夠把書教得很好，把書本知識講得很深、很透，更無法把前沿的知識融匯到課堂上。這種教學只能照本宣科，讓課堂變得死板和枯燥。這也是為什么現在很多學生反映，學了一門課，但與前沿和實際應用有一種“脫節”的感覺。
如果是一位書教得好、科研能力又強的老師，他可以很容易地把課本內容與科研前沿知識關聯起來。即使是一門很古老或基礎的課程，他也可以舉前沿發展和應用的例子，豐富學生們對概念的理解。
《中國科學報》：近兩年在超導領域發生了美國羅切斯特大學副教授迪亞斯論文撤稿事件，其涉嫌學術不端引發全球關注，你如何看待這件事？年輕人從事科研應該從中汲取什么教訓，你是如何告誡學生的？
陳仙輝：在科研過程中，你觀察到一個新的物理現象，尤其是重大的發現，一定要認真對待。如果學術素養不是很高、嚴謹性不強，往往容易犯錯。最重要的是，科學實驗必須具有可重復性，一定要多次重復。在我們實驗室有個規定，假設一位學生觀察到一個新的物理現象，如新的超導體，我會讓另外一位學生重復這個實驗過程和結果，才能確認。這是非常嚴格的。
當然，即使多次重復實驗，也可能得到一個假象，但假象不等于作假和學術不端，這在科研過程中也時有發生。所以在觀察到新的或重要的物理現象時，一定要冷靜，認真分析，反復重復，排除假象。
《中國科學報》：現在的超導研究處于什么階段？如果年輕人（包括大學生、中學生）想要從事這方面的學習和研究，你有什么建議？
陳仙輝：超導從1911年被發現到現在，已有113年歷史。它一直在發展。超導是一類非常神奇的材料，它既是能源材料，又是信息材料，所以具備廣泛的應用前景。比如，醫院的核磁共振成像、可控核聚變的約束磁體、加速器里的磁體等。
目前，我們從材料角度出發，希望突破超導材料的限制，充分發揮超導的特性，為人類社會發展做貢獻；從科學角度來說，希望解決非常規高溫超導的機理問題，探索適合應用的更高臨界溫度甚至室溫的超導體。
從事超導領域的研究需要具備物理、材料、化學等多學科的知識。我建議想要進入這一領域的學生注重不同學科交叉，提升學習能力。
《中國科學報》：你經常參加各種科普活動，這些活動跟你的教學教育活動有怎樣的關系？
陳仙輝：中小學的科普非常重要。也許一堂科普課就能在他心里播下一顆科學種子，改變他的一生。我認為科普是科學家的責任。但我國科普工作有時形式大于內容。科普需要針對不同受眾群體的年齡和知識結構，用通俗的語言介紹科學、傳播科學。這對教學能力提出很高的要求。
我曾經在肯尼迪航天中心參觀，哈勃望遠鏡的講解人員就是參與制造哈勃望遠鏡的人，講宇宙航天知識的人就是一位退休的宇航員，這些科普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中國科學報》：你對改善當前高等教育體系，特別是科學教育領域，有哪些建議或設想？
陳仙輝：我認為當下應該把計算機科學知識與數學、物理提到同等高度，將計算機科學設置成大學的一門基礎課程。所有本科生都要學。在院系選課時，尊重學生自身的興趣，打破院系的壁壘，注重交叉型人才的培養。
所謂大學之大，非有大樓之謂也，乃有大師之謂也。但我們現在說到培養人才，只提培養學生，很少提老師的培養和成長，這是我國目前高等教育體系存在的問題。
大師應該是從大學的教師中發展和成長起來的。我之所以能成為今天的自己，與自身的努力分不開，但更與當年中國科大的氛圍和老一輩科學家們的關懷和提攜分不開。
《中國科學報》：你會繼續授課嗎？
陳仙輝：我肯定會繼續上課，我喜歡教學。30多年來，學校安排的教學，我從沒有請過假缺課。即使出差，我當晚就趕回來，繼續上第二天的課。我正計劃在70歲退休之前，基于30多年的科研積累編一本教材，開一門針對不同院系交叉的材料物理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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