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劉深完成的《葛庭燧傳》初稿，我感到很高興。該書寫出了葛先生真實的為人與性格，也描述了他在內耗領域的突出貢獻，還有不少引人入勝的生活小事。
幾年前，作者曾寫過一本《戈與荷》，主要描寫葛先生及其夫人何怡貞教授，內容豐富，是一本有參考價值的史料，但是涉及面太廣，不像一個人的傳記。而今在科學出版社協助之下進行了必要的刪改，可讀性很強，同齡人看了感到親切，后生讀后，能了解到我國老一輩科學家多么不容易，激勵他們積極向上。
我比葛先生小7歲，也算是同齡人，特別是我們在沈陽共事25載，那是我們人生最精華的歲月。
中國科學院金屬研究所正式成立于1953年，成立后不到10年，從歐洲和美國科研第一線回國的學子達到十余名。他們回國不是為了尋找更好的機遇，而是一心為了報國，謀求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所以在所內形成了一個“和諧的小社會”，雖然彼此間也有分歧意見，甚至有時會爭吵，但是大家一致都服從黨的領導，犧牲小我顧大局，以國家的任務為重。
中國科學院的研究所本來以學科建所，把發展學科放在首位，但是為了執行1956年制定的《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和完成國防任務，金屬研究所自1957年起逐步轉向以發展新材料和新技術為主。
葛先生十分重視理論聯系實際，于是，他的內耗研究也轉向實用材料方面，如在蠕變過程中的以短期推斷長期壽命，內耗也用來研究材料中的疲勞現象，特別是他在無損檢測方面有獨到的見解。除了傳記中的那些事例，他還提出用聲發射研究疲勞裂紋的形成與擴展。
在葛先生的指導下，由萬耀光具體實施，金屬研究所研制出我國第一臺聲發射裝置。20世紀80年代初，萬耀光隨學部委員莊育智研究員調到當時的人事部
“鍋爐與高壓容器檢測中心”，使中心得到大發展，現已成為全國壓力容器檢測中心的重要組成部分。
葛先生在金屬研究所除了在內耗研究上取得了重大進展以外，還在兩個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一個是促進了金屬研究所優良學風問題；另一個是對科技人才的培養。
學風是一個研究單位能否持續發展的重要標志。金屬研究所一開始就十分重視學風問題，除了重視當時所提倡的“三嚴”精神以外，我總結了八個字：“團結、奮進、求實、創新”——只有團結，才能持久，使研究所蒸蒸日上；只有奮進，才敢于拼搏，研究所才會有所作為；只有求實，才不會浮夸，取得社會的信任；只有創新，才能取得重大成果，研究所才能與時俱進。對于金屬研究所優良學風的形成，我們這批早期到所里的學者，包括葛先生和何先生在內，起到了主要作用。
一個研究所的人才情況更是重要，它決定研究所的命運和前途，葛先生在這方面的業績尤為突出。
……
90歲老人中國科學院金屬研究所名譽所長
師昌緒
2010年7月于沈陽
在坎坷的報國之路上——寫在前面的話
民族自救的道路
葛庭燧是20世紀40年代赴美留學的優秀中國學子，他所追求的是一條科學救國的道路。
那個年代的救國之路有千條萬條，但歷史事實證明，出國留學無疑是至關重要的一條。當閉關鎖國的封建王朝被西方的堅船利炮轟開大門，東方睡獅開始睜開沉迷的眼睛。這樣的例子是十分耐人尋味的：林則徐被稱為“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曾幾何時，他認為西洋人如果沒有中草藥“大黃”就無法大便，他甚至以為西洋人的膝蓋是不會彎曲的。
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
中華民族覺醒與自強的道路異常坎坷，代價異常慘烈。誠如魯迅先生在《娜拉走后怎樣》一文中的沉痛之語：“可惜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國自己是不肯動彈的。我想這鞭子總要來，好壞是別一問題，然而總要打到的。但是從那里來，怎么地來，我也是不能確切地知道。”
“留美幼童”與“洋務運動”，就是中國最后一個封建王朝企圖通過學習西方而鞏固江山的一廂情愿式的努力，它的失敗在于將中西方的差距僅僅歸為科學技術上的落后，然而，這畢竟是一種努力。中國所舶來的西學也正是在如此血與火的斗爭中頑強地伸展著枝干，滋潤著葉脈。
真正成為近代和現代中國領袖的杰出人物，卻是職業的政治家和革命家，比如孫中山和毛澤東。孫中山在香港讀中學，去倫敦和檀香山不過是避難或者為“造反”募集資金；毛澤東則絕對是土生土長的學子。有人將這種現象歸結為：西方誠然在自然科學上遠遠超過東方，而在社會科學的影響上，則是東方勝于西方，本土勝過留洋。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馬克思主義能夠進入中國，并且漸漸成為主流價值觀，是因為它首先成為東方大國俄國革命的理論武器。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而另一個東方國家日本，則以明治維新作為民族自強的轉機。俄國與日本，當時是兩個值得中國人借鑒的東方模式，然而，中國人最終選擇了俄國式的暴力革命，而不是君主立憲的資本主義道路。
近代中國開始興辦西式教育，顯然不能從一開始就徹底清算私塾式的課堂與八股式的課程，然而，中國早期的西式教育絕不僅僅是教學體制與學科設置上的西化，而是開始在靈魂上脫胎換骨。在20世紀30年代，羅素、杜威、泰戈爾等東西方大師與哲人在中國的巡回演講，對于一代青年的精神影響是不可低估的。
諸如振華女校、東吳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南開大學、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等一代名校，為中國培養了新時代知識的開拓者，而黃埔軍校則是現代史上中國職業教育一個罕有的特例。
就挽救民眾于水深火熱的先驅者而言，容閎這樣的近代留美第一人，只不過是維新與改良的附庸，20世紀誕生的1900年，中國大地上爆發了兩個“庚子起義”：一是唐才常、容閎等人在上海發起的維新黨人起義；二是孫中山先生在廣東發起的革命黨人起義。
事實證明，“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老話確實不假。在19世紀結束的時候爆發的這兩次起義，堪稱中國人拯救民族危亡的決死反抗，雖然都以失敗告終，但它預示了新世紀中華民族的希望與曙光。
……
劉深
2008年10月8日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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