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振坤,1942年9月9日生于河北省清苑縣(今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區)。1959年4月參加工作,1963年入伍,196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戰士,班長,連、營文書,團、師、軍政治部(處)干事等職。1983年轉業任北京城建材料公司組織部部長,1991年調入《中國科學報》報社,為正處級干部、主任記者。主要文章有《中國科學院與“兩彈一星”》《中國科學院載人航天應用系統紀實》等長篇通訊,多次榮獲中國科學院科學新聞一等獎,任《請歷史記住他們——中國科學院與“兩彈一星”》一書的主編。
柳天明,1942年6月8日出生于北京市密云縣(今北京市密云區)。1960年5月17日加入中國共產黨,1966年7月畢業于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三系。1967年分配到中國科學院聲學研究所工作,歷任六室副主任、所辦主任、黨辦主任、所長助理、高級工程師、四級職員等職。黨內歷任黨支部書記、所黨委委員、紀委委員、紀委副書記等職。
代序
中國科學院院士 周光召
汪先生1933年到比利時留學,1940年在法國巴黎大學獲得法國國家科學博士學位,并留法進行科學研究。1956年回國后,1957年被增補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后改稱院士),1961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幾十年來,汪先生在科學研究方面做出了許多出色的工作,為我國科技事業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他完成了很有創見性的博士學位論文《大小離子平衡態研究》,榮獲法國科學院“虞格”獎金,他所創立的“關于大小離子平衡態研究”的新理論被譽為“朗之萬-汪德昭-布里加理論”。他通過實驗證實了負光致效應的存在,巴黎大學光學專家J.卡巴納(J.Cabannes)院士稱贊他的實驗“是一個重要的關鍵性的實驗”。汪先生是最早進行人工放射性元素工業應用研究的學者之一。他打破常規,用弱β射線照射照相干版的方法來控制藥膜的厚度,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他采用多種措施改進實驗方法,得出了化學液體吸收超聲波的比較準確的數據,被國際超聲學者引用。他在法國成功地研制出高靈敏度靜電計和微量天平,其中高靈敏度靜電計被命名為“居里-汪氏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根據戰事的需要,汪先生承擔了“主動聲吶加大功率”的研究課題,出色地完成了這項工作。
20世紀50年代后期,汪先生擔任中國科學院電子學研究所(以下簡稱電子學研究所)副所長,主管水聲方面的科學研究工作。他立即提出報告,建議組建一支年輕隊伍,盡快開展我國的水聲研究。毛主席親自圈閱了報告,周總理同意抽調100名差半年至一年畢業的大學生提前分配到所里參加水聲研究工作。這一具有戰略意義的舉措,對快速發展我國水聲研究和水聲科技隊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59年,汪先生組織并參加了在我國南海開展的中蘇聯合水聲考察工作。他組織我國的4名研究人員,結合我國海域的特點,提出了由近及遠、由淺入深、(頻率)由高到低的水聲考察研究戰略,同時擬出了我國水聲科學考察與研究的發展規劃,組織、帶領年輕科技工作者開展了“淺海聲場”等一系列水聲研究,并指導學生們對國防水聲技術和民用水聲設備進行了全面的考慮與系統研究。
1968年,他組織并參加了在我國北海進行的水聲綜合試驗。
1975年,汪先生親筆起草了我國海岸水聲預警體系的研究發展規劃。1978年,當時汪先生已經73歲高齡,仍親自率領一批科技專家遠赴西沙群島海域進行我國的首次深海試驗。
汪先生還是我國首先倡導研究白豚的科學家,并帶領研究小組開展了不少研究工作。
在60多年的科學生涯中,汪先生發表了主要學術論文50余篇,并與學生合作撰寫了我國第一部水聲學專著《水聲學》,總結了20多年來我國水聲學研究的主要成果。
汪先生是中國科學院聲學研究所(以下簡稱聲學研究所)的主要創始人之一,并擔任所長近20年,為研究所的建設、科學規劃和科學發展,科技人才的選拔、培養,以及大量科研活動的組織領導,付出了許多辛勞,取得了巨大的成效。“文化大革命”期間,聲學研究所被撤銷,汪先生懷著發展我國科技事業的強烈責任感,給鄧小平同志寫了報告,建議恢復聲學研究所。聲學研究所恢復后,他老當益壯,根據中央發展科學技術的方針,提出《關于聲學所工作的二十條意見》(以下簡稱“二十條”),積極推進“五定”(定方向、定任務、定課題、定人員、定設備)工作,使研究工作很快走上正軌。他從國家科技事業長遠發展的戰略考慮出發,非常重視科技人才的選拔和培養,他勉勵科研人員要“標新立異,一絲不茍,奮力拼搏,親自動手”。他從科研單位的實際出發,重視和開展思想工作,關心科研人員和廣大職工的工作與生活。他根據科技工作面向國民經濟、面向國防建設的需要,調整課題,不斷提出可行的改革措施。在他和他的同事們的努力下,聲學研究所的改革不斷深入,工作有聲有色,重要科技成果不斷涌現。1979年,聲學研究所受到國務院的嘉獎。
汪先生擔任過國內外很多重要學術職務。長期以來,他在推進國際國內學術交流與科學合作,以及推動我國物理學發展、國防水聲科技發展、科學實驗設備建設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汪先生作為訪問教授,或參加科技代表團,或出席國際學術會議,曾數次出訪英國、法國、蘇聯等十余個國家,為促進國際科技交流與合作作出了重要貢獻。他為第十四屆國際聲學會議在北京的舉行,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汪先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科學家,也是一位崇高的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者。早在五四運動時期,他在北京師范大學附屬中學求學期間,就是該校中國少年學會中年齡最小的會員,他們辦小報、求科學、求民主。1933年,他懷著科學救國的強烈愿望出國深造。1947年,衛立煌與蔣介石發生矛盾,當衛立煌夫婦途經法國巴黎時,汪先生夫婦通過親戚關系,在接待衛立煌夫婦的過程中對其進行革命宣傳,使衛立煌夫婦產生了棄暗投明的想法,汪先生又多方奔走,設法將這一信息轉報給了延安。衛立煌任東北“剿匪”總司令部(以下簡稱“剿總”)總司令后,汪先生又通過親戚關系去“司令部”任職,同反動勢力進行了堅決斗爭,為遼沈戰役的勝利以及保護東北的重要工業設施和文物建筑,作出了重要貢獻。汪先生在巴黎曾任兩屆留法同學會理事長,被譽為中國的“地下大使”。他組織制作了法國巴黎的第一面五星紅旗,掛在于巴黎舉行的支持抗美援朝的募捐大會上,并含淚講演,號召支援中國人民志愿軍。回國后,他積極進取,不辭勞苦,忘我工作。在法國期間,他參加了法國戰時科學研究,研究解決了主動聲吶加大功率等技術問題,并研制了多種儀器設備,為支持國際反法西斯斗爭作出了重要貢獻。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當他的導師、法國共產黨(以下簡稱法共)黨員、國際反法西斯反戰爭委員會主席保羅·朗之萬(Paul Langevin)教授被德國納粹逮捕、法國親德傀儡政權接管了朗之萬實驗室后,汪先生義憤填膺,毅然離去,就職于約里奧-居里夫婦(Frédéric Joliot-Curie and Irène Joliot-Curie)的鐳學研究所;同時,為了朗之萬教授的安全,他不顧個人安危,做了許多工作。汪先生是一位崇高的國際主義者,是一位反法西斯的英勇戰士。1995年7月,在中國科學院學部組織的“院士與反法西斯斗爭”座談會上,汪先生回顧了這一段經歷,令每位與會同志都深受感動。
鑒于汪先生取得的突出科學成就和為推進國際國內科學文化發展作出的重要貢獻,他曾榮獲法國聲學學會(法語區聲學家協會前身)最高榮譽獎章—銀質獎章、巴黎市政府榮譽獎章、法國政府頒發的法國榮譽軍團軍官級勛章,以及中國物理學會榮譽證書及獎章、國防科學技術工業委員會(簡稱國防科工委)頒發的“獻身國防科技事業”榮譽證章等多種重要科學獎勵。1986年以來,瑞典皇家科學院還曾三次請他推薦諾貝爾獎候選人。
汪先生是一位非常優秀的科學家,是我們老一輩科學家的杰出代表之一。他在研究工作和儀器設備研制工作中取得了多項獨創性成果;他開創了我國水聲學和國防水聲學研究事業,并組織領導了一系列的研究工作;他為我國海軍聲吶的現代化作出了多方面的重要貢獻;他創建了我國第一支水聲科技隊伍,并使其不斷發展、人才輩出、群星燦爛,為我國科技事業的不斷前進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作出了突出的貢獻。